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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1961年至1964年美国在越南南方进行&ldo;特种战争&rdo;时期，中苏关系正走向全面破裂。在一个社会主义&ldo;兄弟&rdo;国家遭受战争威胁之时，中苏双方并未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重新团结起来，携手援越。但由于两国在与越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对越南的抗美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中国积极援助，苏联消极回避，从而使越南平衡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略向中国一方倾斜。如此，在此期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中，中苏关系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一开始即给予坚决的支持。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2]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3]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4]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5]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6]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7]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8]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

&ldo;北部湾事件&rdo;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ldo;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rdo;，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ldo;要公开讲&rdo;。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三十万到五十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9]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0]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赫鲁晓夫继续实施同西方缓和关系的外交方针，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了&ldo;脱身&rdo;政策。苏联除在舆论方面给越南以宣传性的支持外，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则较少。直到&ldo;北部湾事件&rdo;之后，苏联才开始调整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由于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使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的是中国的援助。

从越南方面来说，为避免中苏矛盾过分激化而影响双方的对越援助和支持，越南注意在中苏分歧中保持中立，并尽力充当调解双方矛盾的润滑剂。但是面对中国的援越优势，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尽管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在表示&ldo;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rdo;的同时，就指责说&ldo;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rdo;。[11]11月，越南国防部更毫不留情面地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完成就应该离开越南，而且越南也不要求苏联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情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12]

总之，在中国援手，苏联&ldo;脱身&rdo;，越南平衡对苏对华关系时以中国为主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此期中越之间在对苏共领导集团及其路线等问题的认识上虽然一直存在着分歧，但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抗美方针和中越关系的影响不大。

二

1964年8月&ldo;北部湾事件&rdo;之后，越南抗美战争进入了美国直接参战的时期。此时的中苏关系未能因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出现转机，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人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中苏关系进入持续紧张阶段。从1965年初美国发起大规模侵越战争至6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援越抗美的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影响。考察其原因，可见三条线索交织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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